1988年夏天，一部名为《河殇》的电视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迅速席卷大江南北，《河殇》全名《河殇——中华文化反思录》，“河殇”之“河”，即黄河。这部纪录片播出后，很快引起了轰动。
从内容上看，《河殇》以黄河为切入点，以其代表的黄色文明为对象，探讨了中国几千年来社会体制一成不变的根源，把“黄河”“长城”“龙”等中国人历来引以为豪的意象视为阻挡中国前进的障碍，同时大谈西方蓝色海洋文明的优越性，呼吁中国学习西方，打破固步自封、闭门造车的局面，以期创造出一个不破不立的“新纪元”。
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也听说了《河殇》，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那段时间里，王震的办公室桌上摆放着好几份不同的报纸和刊物，其中不少都连篇累牍地刊登着对《河殇》的赞美之词。有人说《河殇》是“划时代的史诗”，有人说它是“我们时代伟大的诗篇”，甚至有声音称“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还没有人这么深刻、具体地分析、观察过我们民族通盘的历史”。
王震便让工作人员找来了《河殇》的解说词和录像带进行观看，他看着荧屏上黄河奔腾的画面，听着解说词中那些将中华文明称为“黄色文明”，并将其与封闭、保守、落后绑定的论述，眉头越皱越紧。
王震看完《河殇》后，非常愤怒，他深深感到《河殇》不仅彻底否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而且彻底否定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彻底否定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伟大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绩，竭力鼓吹“全盘西化”、走“蓝色文明”之路即资本主义道路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必须彻底进行批判。
9月20日，王震在家里接待了《人民日报》总编辑谭文瑞和报社其他两位同志，向他们了解有关《河殇》的报道情况和各方面的反映，交谈了对这部纪录片的意见。王震激愤地说：“《河殇》把我们的民族一顿臭骂，把中国共产党一顿臭骂，把公有制一顿臭骂，实质上是主张搞私有制的。它说我们黄种人的人种不好，连我们的女排也骂。是可忍，孰不可忍！”
第二天，王震率中央代表团赴银川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当天下午，王震在银川会见自治区党政领导时说：“我们宁夏濒临黄河，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而一些所谓学者，把黄河骂成有百害而无一利。”
9月27日下午，自治区领导召开告别会欢送中央代表团，王震在会上历数了宁夏各项工作的发展变化后，话锋一转：“但是，有个电视系列片《河殇》把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和我们祖国、黄河说得一无是处。我看，这个片子是咒骂黄河、长城的，是污蔑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的。”
会后，王震向秘书交代：“我对《河殇》的议论明日要见《宁夏日报》。”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安排下，9月28日的《宁夏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王震对《河殇》的批评。
在当时的气氛下，批评《河殇》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在1988年，这部片子几乎成了某种“思想解放”的符号，甚至有几十家媒体转载其解说词，多家出版社争相出版单行本。1988年7月，学者王小东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激情的阴影》的短文，对《河殇》进行了批评。这篇文章发表后，引发了巨大的争论，甚至遭到了包括《解放军报》在内的许多强势媒体的围剿。这也从侧面反映，当时王震等人所面对的舆论环境之复杂。
后来的历史证明，王震当年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随着时间推移，《河殇》所宣扬的那种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因其片面和偏激，逐渐被主流所摒弃。
在今天看来，1988年王震对那种虚无主义倾向的警惕，不仅是一位老革命家的政治直觉，更是一种穿越时空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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