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的华北战场，天气还带着寒意，鲁南一带却已经杀声不断。台儿庄和临沂之间，铁路、公路、运河交织在一起，看似普通的一片平原，在那一年突然成了中日双方兵力汇聚的焦点。就在这片区域，李宗仁一次又一次拿起电话股票与配资，催促远处的汤恩伯移动部队。那几通语气越来越重的电话背后，牵扯的是国民党军队内部复杂得近乎缠绕成团的派系关系，也是这场会载入史册的战役中最耐人寻味的一段插曲。
有意思的是，台儿庄战役最终被证明是一场转折性的胜利，但在战斗正酣的那几天，参与者的心态远没有后来回忆录里写得那么轻松。日军悍然南下，第五战区压力陡增，杂牌军顾虑重重，中央嫡系又争着保存实力，在这种局面下指挥作战，李宗仁的“难”远远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压力。也正是在这种矛盾堆叠的背景下，“李宗仁是不是想过杀掉汤恩伯”这个问题才显得格外尖锐。
一、派系林立的军队，难指挥也难动杀机
要理解李宗仁在台儿庄战役中的处境，离不开国民党军队本身的结构。与中共军队的集中统一不同，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从组织到人事，都深深打上了派系政治的烙印。蒋介石依托四大家族势力登上最高位置后，在军队内部明确区分“嫡系”和“非嫡系”，表面上挂的是正规建制，骨子里却是政治圈子的划线。
嫡系部队多由黄埔系、中央军系统出身的军官掌握，装备精良，补给优先，军官升迁渠道顺畅；非嫡系则多是原地方势力或旧军阀部队改编而来，虽披上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在待遇、装备、补充上却明显低一头，讲话也没有那么管用。不得不说，这样的划分在和平时期就潜藏矛盾，一旦进入大战场，毛病会被成倍放大。
试想一下，在这种氛围里，非嫡系部队自然懂得自己的处境：战时冲在前，伤亡最大，战后却很难得到相应的话语权和政治保障。军官们心知肚明，一旦手里兵力折损太多，失去军队，自己就会失去一切。有些人甚至把战争视作淘汰杂牌军的工具，心里的怨气与恐惧可想而知。
正因为如此，这些部队普遍形成一个习惯——能避战就避战，能保存实力就尽量保存。各自防着别人借刀杀人，自然也提防被人拿去当“肉盾”。连彼此之间都存在长期对立和芥蒂，再加上拥兵自重的老习惯，统一指挥形同在一块裂开的地基上盖房，难度可想而知。
台儿庄一战把这种矛盾放到了聚光灯下。根据当时的参战情况统计，投入战斗的国民党军队中，只有汤恩伯所部第20军属于蒋介石嫡系，其余大部分是非嫡系军队。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庞炳勋的第二军团等部队加在一起，参战人数合计二十多万，杂牌军接近十八万人，比例约八成。
在这样的格局下，李宗仁受命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对这些“杂牌军”进行统一指挥，难度本就极大。他既要调动非嫡系部队拼命，又要想办法让中央嫡系真正冲上去，而不是只摆个姿态。这种两头都得顾的局面，决定了他在战场上做任何选择都绕不开政治考量，更不可能随意动用极端手段。
二、战机稍纵即逝，电话中的火气不止是情绪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战开始，战争迅速从华北蔓延开来。到1938年初，日军已经沿津浦线一路南下，企图通过打通交通线，撕开国民党正面防线的缺口。台儿庄地处鲁南要冲，北接济南、南通徐州，对双方都具有重要意义。日本人想从这里突破，中国方面则希望在这里遏止对方攻势。
在这种背景下，第五战区的部署步步紧逼时间。1938年初，汤恩伯由十三军军长升任第二十军军团长，其部驻守河南商丘、安徽亳县一带，属于津浦线附近的中央嫡系主力之一。台儿庄局势吃紧后，他接到命令，向鲁南方向机动，配合战区整体作战。
李宗仁作为战区主帅，对这支嫡系部队抱有不少期待。根据他的设想，在运河线一侧布防孙连仲部，坚守正面；同时调动日军行军必经的交通要道附近山地，以埋伏兵力，对南下日军进行侧击。3月22日前后，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第三十一师进入台儿庄布防，与当地守军一起构筑防线。李宗仁随后将目光转向汤恩伯，给出的命令相当明确：腾出津浦线正面，把主力集结到峄县以东、枣庄西北山区一带，从侧翼打击日军南下部队，特别是濑谷支队。
这一部署很讲究地形。运河、铁路、公路交织出几条敌军可能行动的路线，而枣庄、峄县附近山地则是进行侧向打击的天然屏障。嫡系第二十军装备好、机动速度快，被安排承担埋伏日军主力的任务，其实是一种信任，也是对其战斗力的倚重。换个角度讲，这是一块极容易出战绩的“肥差”。
3月22日左右，汤恩伯与关麟征会面，表面上也做了相应部署。第二十军团内部，第五十二军与第八十五军都是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其中第五十二军同属蒋系嫡系，装备充足；第八十五军则是汤恩伯“老底子”，与他关系最为密切。在调配兵力时，他把第五十二军摆在更容易接触日军主力的地段，而把第八十五军放在相对安全、便于机动的区域，主要负责牵制和掩护。
从表面看，这种安排不能说违反命令，但稍加琢磨，保留实力的用心已经浮出水面。把自己最信赖的老部队放在兵力相对薄弱一边，一旦情况不对，转身就能脱离战场。这种“以别人赌命，替自己留退路”的做法在国民党军中并非个例，但在台儿庄这种关键战役上，无疑埋下了隐患。
令人遗憾的是，战斗打响后，事情并没有朝战区指挥部希望的方向发展。战局吃紧之时，汤恩伯不仅没有积极执行牵制日军南下的任务，还改变了原地部署，命令第五十二军向北移动，与第八十五军会合，统统退入枣庄东北一带山区隐蔽。这样一来，原本设计好的侧翼埋伏几乎成了空架子。
台儿庄前线很快察觉到这一变化，指挥系统里的警报也迅速拉响。李宗仁随即打电话询问情况，电话里得到的却是另一番说法——汤恩伯声称第二十军团正与敌军激战，难以南下协同作战。若只看这句话，很难当场拆穿，但战区掌握的情报与前方观察到的情况显然并不一致。
与此同时，关麟征指挥的部队在正面压力巨大，多次希望与第八十五军协同阻击日军，减轻防线负担。然而，每当对方发出请求，那边却总是按兵不动，态度暧昧，行动迟缓。台儿庄的战斗打到第五天，守军反复拉锯，伤亡堆积，日军攻势却仍未减缓，而第二十军的大部队却始终犹豫在远处。
战局越拖越紧迫，第五战区不得不调整计划，决定对正面日军主动实施攻击。既然指望不上有效的侧击，只能硬顶。在这种状况下，李宗仁考虑将汤恩伯部调到更直接的正面战场，让其承担一部分攻击压力。但出乎意料的是，汤恩伯再次以各种理由推拖，只派第五十二军三个团向南移动，第八十五军继续留在山中观望。
3月28日晚，李宗仁再次致电第二十军团，据战后回忆，他在电话中已经明确指出台儿庄局势胶着，敌我都处于艰难之中，要求第二十军迅速南下，实施有力夹击。这通电话的语气明显比之前更重，既是催促，也是警告。然而，行动上的改变依旧有限，第二十军推进迟缓，直到两天后才抵达兰陵镇一带，距离台儿庄仍有二十五公里左右的距离，错过了最有可能合围歼敌的黄金时机。
不得不说，这些天里，前线将士在危急关头苦战，后方嫡系大部队却在山中观望，这种反差不仅影响作战效果，也极大消耗了战区主帅的耐心。李宗仁一次次拿起电话，语气从客气到严厉，火气不只是个人情绪，更是对战机流失的焦虑与无奈。
三、胜利背后的“避战”，牵出一个敏感问题
从结果来看，台儿庄战役最终以中国方面的胜利告终。日军数千人阵亡，濑谷支队损失惨重，侵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正面战场击穿。这一仗确实鼓舞了全国民心，也为后续的抗战提供了宝贵经验。然而，放在更细的层面看，战役过程中的一些细节仍引人深思，汤恩伯的态度就是其中之一。
虽然在战役后期，第二十军在蒋介石的直接命令下参与了总攻，但避战事实并无法掩盖。在台儿庄最关键的几天，第二十军既没有按原计划实施有效侧击，也未能及时加入正面战斗。客观地说，这种避而不战的做法，既加重了其他部队的伤亡，也削弱了原本可能取得更大成果的战果。
在战争环境下，拒不执行命令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情。任何一名战场指挥员，如果明知有部队在关键时刻故意按兵不动，产生强烈不满乃至动用严厉手段的念头，并不奇怪。所以，不少人提出疑问：在多次催电无果之后，李宗仁有没有生出过“杀心”，想用军法处理这位不听指挥的嫡系将领？
从具体表现来看，整个战役期间，李宗仁对汤恩伯采取的压力手段始终停留在“纪律”和“政治”两个层面。他在战略部署上对第二十军寄予厚望，在战机稍纵即逝时连番催促，在对方反复拖延后提高语气，最终甚至请求蒋介石亲自下令，让汤恩伯不得不表态参战。这一连串动作说明，他确实对第二十军的不合作极为愤怒，但却始终没有跨过那道“军法处置”的界限。
原因并不难理解。其一，汤恩伯手下的第二十军是嫡系部队，直接处置其主官，不仅等于得罪蒋介石，也会在短时间内令这支部队失去有效组织，甚至有可能造成军心不稳。对于正在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战区司令来说，眼前需要的不只是“出气”，还要考虑战役后半段的持续战斗力。这一点，李宗仁不可能看不到。
其二，当时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许多军队背后都有政治靠山。一旦在战场上动用过于严厉的手段，势必牵扯更多高层矛盾，后续很可能会倒过来影响战区的指挥权。撤换、审查、处分这些手段在战后并非没有，但在战斗还在进行、战局仍未完全稳定之时，贸然“杀将”，风险极大。
有历史材料提到，李宗仁在事后对台儿庄战役做总结时，曾经对汤恩伯的拖延深感不满，认为如果第二十军能够按时投入战斗，台儿庄一役的战果还可以扩大。然而，在具体处置上，他并未以军法追究，而是将矛头集中在战术教训及对杂牌军的驾驭方式上。换个角度说，当时他对汤恩伯仍保留了一丝希望，希望日后作战中对方能够真正站在抗战大局立场上考虑问题。
从军法角度看，若第二十军避战导致战局全面失利，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战时法规明确规定，违抗命令、临阵退缩在严重时可以处以极刑。假如台儿庄战役因为这一系列拖延而由胜转败，政治顾虑再多，也未必能遮掩军事责任。但现实情况是，战役最后取得胜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相关责任的追究力度。胜利的光环，客观上为很多问题盖上了一层模糊的面纱。
值得一提的是，台儿庄战役中，各部队之间的合作并不完美，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复杂条件下“勉力协调”的特点。杂牌军在装备劣势下死守要地，正面承受压力，嫡系部队算计更多，却又不得不在最高统帅命令下出手。李宗仁在这个过程中所做的，其实是一种在夹缝中的平衡：既不能让前线垮掉，又不能把整个军事集团彻底撕裂。
从这种层面看，“杀心”不难产生，但要真正落到“杀人”的实际行动上，牵扯的就不止是战场情绪，还有整个政治格局。李宗仁多次严厉致电、在言辞上加强压力，却一直没有采取直接军事惩处措施，很大程度上是深知此举带来的后果，不是“气愤”二字可以解释的。
四、隐忍与无奈：政治格局压住了军法雷霆
回到那个关键问题：在一次又一次的催电之中，李宗仁会不会曾经动过“杀心”？以当时的战场状态和将领性格推测，这种念头未必不存在，但距离真正付诸实施还有相当长的距离。战场上的怒火，往往会被更为复杂的现实所压制。
从李宗仁一贯作风来看，他不是不懂得刚猛，也不是不会用严厉手段的人。在此前的军政斗争中，他曾多次与对手硬碰硬，在桂系经营地盘时，对不服从命令者也有过强硬处理的纪录。但台儿庄战役的身份不同，他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肩负的是全国抗战大局中的一块关键职责，而不是只为某一派系出头的地方头目。
在这种位置上，他必须清楚：杀掉一个嫡系军团长远比战时枪毙几个临阵脱逃的小军官要震撼得多，会引发连锁反应。第二十军属于蒋介石的“嫡系中的嫡系”，指挥体系、人事任命、后方供给都紧紧和中央绑在一起。假如战区司令以违反命令为由直接“斩将”，蒋介石若不支持，事情马上会演变成对指挥权的挑战。
退一步说，就算蒋介石勉强认同处理，也要考虑嫡系集团内部的反弹。军队不是一堆冰冷数字，将领与将领之间长期共事，积攒的是人情与利益网络。对于很多中央军军官而言，看到自己系统内部的军团长在战场上被非嫡系出身的战区司令处罚到极端程度，心中难免生出戒心。这种裂痕，很难通过几纸命令弥合。
在军事层面，一旦第二十军在指挥层动荡中失去稳定，战区有生力量必然削弱。第五战区不仅要守卫台儿庄，还承担整个鲁西南方向的防御任务，后续作战离不开这支嫡系主力。单就战役连续性来看，李宗仁也不能轻易把自己手中仅有的“可用之兵”逼到反弹边缘。
因此，他所能做的，是尽可能通过频繁致电、严厉训斥、层层施压来逼迫对方出战，而不是立即挥下军法之刀。可以想见，在某些语气最重的电话中，话里某些字眼已经相当严厉，不排除出现类似“违令者军法从事”这样的表达，但真正落实到“现场逮捕、军法审判、当场处决”这一流程，却被更大的政治盘算拖住了脚步。
对比之下，在统一领导相对更集中的军队体系中，战场上对违令者的惩处会更加直接、迅速，不会被如此多的派系考量牵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与嫡系、杂牌划分，对实际战斗力影响极大，不仅影响战斗本身，还影响到军纪执行的刚性。
从战后结果看，汤恩伯并未因为台儿庄战役中的表现受到致命打击。他继续在国民党军队体系中担任重要职务，后来在中原一带还指挥过不少战役。若当年台儿庄战役中，李宗仁真曾下决心以军法重处，之后就不会有这些经历出现。这一点，从侧面也印证了一个事实：在那几通愤怒的电话之后，怒火终究被现实浇灭。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台儿庄一仗失败，局面很可能完全不同。战役失利后，各方对原因的追查会更尖锐，对违令者的追究也会更加严苛，战区司令在舆论与高层压力下，反倒更容易采取极端手段。这次战役的胜利，在让中国军队赢得一次宝贵战果的同时，也客观上淡化了许多问题的尖锐程度，让不少原本可能被深入检讨的责任变得模糊。
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宗仁在战斗进行中的隐忍与无奈，是那个时代国民党军队内部矛盾的缩影。战场上需要统一指挥、步调一致，现实中却处处是派系与算计。台儿庄战役之所以值得反复研究股票与配资，不仅因为它是一场难得的正面胜利，也因为它揭开了那个军队内部复杂结构的一角，让人看到胜利背后那些不那么光鲜、却极为真实的纠结与平衡。
升富策略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热点资讯
